世界观和方法论【秦人观秦之三】宣太后史事探析:人物形象与历史评价-女史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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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观秦之三】宣太后史事探析:人物形象与历史评价-女史箴言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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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秦宣太后是先秦时代开启女主专权和外戚政治的代表人物。本文以梳理正史文献中的宣太后史事入手,结合先秦时期的秦楚风俗和女性地位,考察了宣太后与“四贵”执政及被驱逐始末,以及女主与外戚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的作用与影响。笔者以为,宣太后一生先后适两夫、杀情人、养男宠,给后世留下私生活不检点的印象。检视其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与秦国和其母国——楚国的婚恋风俗有着密切关系,对先秦时期的妇女而言,其行为并非特例。宣太后临朝四十余年,亦是先秦风气开放、女性地位较后高、女性参政现象较多的典型体现。宣太后当政,魏冉、芈戎、向寿用事,成为中国较早的外戚集团。通过对宣太后及“四贵”临朝执政情况的分析,笔者得出结论:女主当权与外戚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产生自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历代屡禁不止。然而,随着宗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儒家礼教观念的巩固,女主与外戚在传统男权社会中所面临的道德谴责及社会舆论困境日益严峻。随着现代女权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推进,学界对于包括宣太后在内的古代女性政治家之评价趋于理性、中立,但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却出现了过分突出个人情感、欲望与历史进程中的偶发因素,忽略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和重要人物的客观评价等弊端。宣太后在古代正史文献与现当代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演变与评价差异,正是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伦理道德与价值观转变的典型体现。
关键词:宣太后;人物形象;历史评价;先秦女权;女主政治;外戚政治
1.绪 论
1.1 选题缘起
在以男权为核心构建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本应被排斥于政治之外。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后妃也会从宫闱内苑走入朝堂,履天子之职、决枢机之务合阳天气预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政治舞台,以女主身份执掌朝政的女性就是秦国的宣太后。宣太后在昭王年少、秦国主危时艰之际,同其母弟魏冉荡平内乱、稳定朝局。此后宣太后及其家族成员长期把持秦国国政,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女主当权和外戚专政的源头。
从秦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昭襄王统治时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作为当时最高决策者的宣太后姐弟,在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笔者以为对宣太后的研究,不应仅将其视为一个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后妃形象,而是应将其视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家来进行考察和评价。
1.2 学术史回顾
正史文献中对于宣太后生平史事的记载较少,主要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具体篇章为:《战国策·秦策二》 “义渠君之魏“、《秦策三》“五国罢成皋”条、《秦策四》“秦宣太后爱魏丑夫”条、《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条。此外,《史记》的《秦本纪》、《穰侯列传》、《范睢列传》、《匈奴列传》中也有相关记载。
目前所见研究宣太后的专著数量亦不多,多在一些通史性论著如战国史、秦汉史、妇女史中有所涉及。民国学者马非百在其著作《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列“昭母宣太后”一节,汇辑了《战国策》、《史记》等文献中有关宣太后的记载。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也简要叙述了宣太后的生平。王子今《秦国女权的演变——从秦国两位太后说起》(光明日报,2002年8月20日)一文从对昭王母宣太后和秦始皇母两位太后同样擅权、私生活糜烂而结局不同的对比,阐述了秦国在东向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深受夷狄之风影响的社会风俗也产生了变化。
宣太后一生适二夫,晚年又有男宠魏丑夫,给后人留下“淫乱”的印象,此与先秦时期的秦、楚风俗文化和社会婚恋观念有重大关联。学界对于中国社会风俗的研究早已有之。清末民初学者胡朴安所编《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一部关于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较为完整的资料汇编。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摘自历代史志、笔记,下编抄自近代报刊、著作),按省份和地区对全国风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编纂,其中关于古秦地、古楚地及南方、西方边陲地区的记载,对本文写作提供了参考。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概述了中国历代婚姻风俗、观念、制度的变迁;陈绍棣主编《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系统介绍了两周时期的社会风俗。其中周代婚姻风俗,包括婚姻形式、择偶标准、婚姻程序、离婚与再婚和性爱风俗等内容,使笔者对于先秦时代的婚俗观念及两性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宣太后姓芈,芈姓为楚国先祖的族姓[1],其性格、行为源于楚地风俗。宋公文、张君合著《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介绍了先秦楚国的风俗习惯。其中第六章对楚国的恋爱习俗和婚姻形态、楚国女性节烈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楚国妇女的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述。郭成磊的硕士论文《东周楚国婚姻考》(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考证楚国与各诸侯国的联姻状况,在其第二章“楚国婚恋礼俗考”中,特别论述了楚国男女婚前自由交往的状况。
此外,宣太后一生的大部时间在秦国度过,其人、其行也与秦地风俗密切相关。刘念的硕士论文《试论战国中晚期秦国婚姻与妇女生活》(四川大学, 2005年),利用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论述秦国风俗,探讨秦国的男女性爱和婚姻观念。此外,随着云梦秦简的出土,学界出现了一些探讨秦国风俗的文章,弥补了此前先秦文献资料不足的缺陷。
宣太后一生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以母后之身,干预秦国国政达四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女性政治家。传统正史文献中对于以宣太后为代表的、不同程度干预朝政的“女主”多视为“女祸”,20世纪以降,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妇女史、性别史研究亦随之开展。台湾学者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湾稻乡出版社1979年版),收录了部分关于“女主”的研究成果。米莉的博士论文《帝制中国的女主与政治——关于女性统治的合法性探析》(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从政治学的角度,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对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女性参政的合法性来源。李政富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后妃外戚研究——以二十五史“后妃外戚传”为中心》(北京大学,2012年)则从文献学角度,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后妃外戚干政情况进行了介绍。
宣太后执政以后,其同母异父弟魏冉、同父异母弟芈戎和外族子弟向寿,构成秦国当时红极一时的“外戚集团”,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的源头。对于外戚政治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李禹阶、秦学欣合著的《外戚与皇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系统论述了历代外戚政治的特征及影响,绪论部分分析了商周时期“宗君合一”的政治模式下,外戚何以不能干涉国政,以及秦国穰侯专权的原因,启发了笔者的思考。
1.3 文艺作品中的宣太后形象
古代历史文学作品中没有专门叙述宣太后史事者,在当代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中,宣太后逐渐成为主角,如尹剑翔《稗官女史·秦汉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孙皓辉《大秦帝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萧盛:《大秦宣太后: 芈氏传奇》(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和蒋胜男《芈月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等。
近年来热播的两部影视剧中也出现了宣太后的形象。2013年上映的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二部和正在拍摄的第三部,改编自孙皓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第二部《国命纵横》和第三部《金戈铁马》,其中有大量剧情涉及宣太后。2015年上映的电视剧《芈月传》,改编自蒋胜男的同名历史小说,引发了公众对于秦国历史及宣太后形象的热议。《国家人文历史》刊物以“太后临朝:皇权代理人”为题发专刊(2015年第24期),对太后临朝制度的由来、太后与其丈夫、子孙、家族以及朝臣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担任该片历史顾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专文《秦史的宣太后时代》(2016年1月20日),讲述真实历史中的宣太后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此外,一些秦汉史学者也撰文逯爱岩,结合史实对电视剧进行评议[2]。
上述历史文艺作品中的宣太后形象,填补了正史文献中对于宣太后生平史事的缺载部分,但是对于宣太后与义渠君、秦惠文王、魏丑夫等人情感纠葛的大量描述,对于后宫权利斗争的过多渲染,对于女主当权和外戚专政的过分美化,甚至将秦始皇陵地宫及兵马俑陪葬坑的修建亦归功于宣太后……上述弊端易使公众对于真实历史中的宣太后形象以及对其生平功过的评价,产生偏颇甚至错误的认知。对此笔者以为,历史文学作品适当夸大事实、制造戏剧冲突来塑造人物、虚构事件,本无不可,但必须认真把握真实历史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尺度。作为中国历史上有作为、有影响的女性政治家,若能淡化宣太后的感情纠葛及“宫斗”戏份,着重表现其在硝烟弥漫的战国时期,如何成为秦国的最高决策者,如何在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稳定秦国内乱、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辉煌战果,必定更具历史的真实、厚重和艺术的感染力。
综上可知,当前对宣太后的研究尚有较多可以发掘之处。笔者欲以历史文献和前人成果为基础,梳理各类叙事文本中宣太后的生平史事和人物形象,对于女主专权和外戚政治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的作用、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2.宣太后生平史事与形象辨析
2.1 宣太后生平史事
史书中对宣太后生平的记载较少,仅《史记·秦本纪》载:“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史记·穰侯列传》则曰:“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司马贞《史记索隐》称:“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芈八字者是也。”宣太后为秦惠文王之妃,昭襄王之母,芈姓,其名于史无载。据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楚氏,芈姓,鬻熊封楚,以国为姓。”芈氏为楚国贵族,但小说和电视剧将其身份描写为楚威王之女,姓芈名月,则属虚构。“八子者,妾媵之号” [3],先秦时期贵族嫁娶有陪媵制度[4],故芈八子应是秦楚联姻之时作为陪媵嫁入秦国,据推测可能是惠文后的陪媵[5]。
由于史料所限,宣太后嫁入秦国之后的生活不为后人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在此期间她与惠文王育有一子嬴稷,即后来的秦昭襄王。她的同母弟魏冉在秦国军队中供职,有军功。之后班宝拉,她与长子嬴稷赴燕国为质。秦武王三年,秦王嬴荡因在游戏中举鼎,绝膑而死,远在燕国的嬴稷母子在燕、赵两国军队和魏冉的帮助下,返回秦国,嬴稷被立为秦王,尊其母为太后。由于当时昭王年纪尚小,太后总掌朝政,重用同母弟魏冉和同父弟芈戎,此后又册封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公子芾和公子悝为泾阳君和高陵君[6],时称“四贵”。从此秦国政务长期处于宣太后和“四贵”把持之下,至秦昭襄王四十二年,昭王废太后、逐“四贵”,才结束了这一局面。同年十月,宣太后薨。
有关宣太后的身后事,《史记·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芷阳县为秦置,《长安图》称“自骊山以西,皆芷阳县地,”故城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三十五里,秦悼太子、昭襄王、庄襄王和宣太后俱葬于此。小说《芈月传》作者自称,创作灵感来源于所谓的“秦兵马俑坑主人之争”。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已有历史爱好者提出秦始皇兵马俑坑的主人非秦始皇、而是宣太后的假说,将出土的兵马俑身上的一个陶文“脾”字,解读为“芈月”二字[7];此后又有人认定兵马俑坑是宣太后的陪葬坑。对此,考古专家和秦史研究者已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辨析和论证,兵马俑的主人为秦始皇无疑。[8]笔者以为,历史爱好者的推测和作家、编剧的想象,作为文艺作品中的情节,或可视为一种艺术创造,但却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更不应以此为题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随着芷阳陵区考古工作的进展,西安市临潼区在陵区修建了宣太后遗址公园[9],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议应可平息了。
2.2、秦楚两性、婚姻风俗与宣太后的“淫乱”形象
此处所谓“风俗”,特指秦楚两国在戎、蛮之风影响下产生的婚姻性爱方面的观念和习俗。史载宣太后一生,至少与三位男性有过关系:秦惠文王、义渠王和魏丑夫,是否还有其他男宠?史籍无载,但却对宣太后的一些“淫行秽语”记载颇为详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淫乱”的形象。
史料中关于宣太后“淫乱”的记载共有三事。一是与义渠戎王私通生子。史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10]史书中对此事记载十分简略,对于宣太后与义渠戎王二人“爱情”的来龙去脉也不可考,只知此事的结果是:昭王并未排斥这两位同母弟(如笔者前文推测属实,应该还赐以他们封地和爵位)[11],最终义渠戎王被宣太后诱杀于甘泉宫,秦国尽收义渠之地。
二是公开在朝堂上讨论男女之事。《战国策·韩策二》记载,秦昭王时,楚国攻打韩国,围雍氏五月,韩国告急,派遣使者尚靳向秦国请求救援。宣太后召尚靳入见,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宣太后在朝堂之上,讨论军国大事之时,居然以男女房中之事为例,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着实令人称奇。无怪乎南宋鲍彪斥之曰:“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12]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13]
三是欲以男宠魏丑夫殉葬。宣太后晚年宠爱男宠魏丑夫,重病将死之时,欲令魏丑夫为其殉葬,魏丑夫请示庸芮为之游说。庸芮问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此事遂止。[14]
上述宣太后的表现,堪称“大奇”。秦汉史专家王子今认为这可能是在社会风尚方面“秦与戎翟同俗”有关。而她的出身地楚国,也同样是“诸侯远我”的“僻陋之国”。[15]因此以下笔者拟结合秦、楚两国在戎、蛮之风影响下,形成的婚姻性爱方面的观念和习俗,对宣太后的“淫乱”形象进行辨析。
2.2.1 秦国风俗
秦人在其早期历史中就与西边的戎族部落有着“亲密”的关系,自伯翳玄孙费昌开始,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6],此后,嬴氏子孙中的一支“在西戎,保西陲”[17]。早期秦人为了确保西陲的安稳,出于政治利益而与西戎各族联姻的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史载非子为周孝王养马,“马大蕃息”,深得孝王喜爱,孝王欲以非子为其父大骆嫡嗣,此事遭到大骆岳父申侯(申戎部落首领)的反对,申侯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陲,西陲以其故和睦海南银达集团。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18]这番劝诫的结果是,周孝王“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嫡者,以和西戎。”[19]。申侯之所以能够劝说周王改变初衷,保住自己女儿的嫡妻之位,靠的是秦人为周朝保西方边界安定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之所以能够发挥它的最大功效,主要是依靠秦人和戎族的联姻。由此秦人相近的地理位置、与戎狄杂处的现实以及频繁的政治联姻,使得秦国风俗不可避免地受到戎狄风俗的影响。至孝公之世,诸国会盟,而秦“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20],此时诸侯卑秦的原因,除了秦国数代国君更替混乱、国家内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出于秦国的夷狄之风。商鞅入秦,观秦俗,谓其“始秦夷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21]。直到西汉时期对于秦人的戎狄之风仍有深刻的批评:“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骈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若禽兽者亡几耳。”[22]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人对秦国以夷狄视之,此为不争的事实。
正因如此,秦国风俗较多地保存了存戎狄原始质朴之风,于中原礼俗濡染不深,因此当时人们对于宣太后的行为,上自朝廷、下至民众,并无过多非议。宣太后与义渠王育有两子,也得到了昭王的承认,并且享受公族待遇;其晚年有男宠魏丑夫更是朝野所共知。这说明秦人在两性关系和婚姻观念方面与中原各国显然有着较大差别。
2.2.2 楚国风俗
楚国与秦国一样,地处偏远,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殷商时楚人便与蛮夷杂居,子孙“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3]。楚人也自视为蛮夷,楚子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24]。蛮风轻浮,不尚礼义,“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25]《蛮书·蛮夷风俗》曰:“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在这种风气中发展壮大的楚民族,其风俗习惯自然而然地有着浓厚的“南蛮”习气。
有学者指出,当时“楚国除王室贵族阶层内实行较严格的婚前性禁忌和婚后男女大防外,其他社会阶层和非主体民族一般都没有什么性禁忌和男女大防,适龄男女可以自由交往和发生性关系。”[26]事实上,楚国公室贵族突破男女之防、自由交往的事例仍普遍存在着。例如,史载斗伯比与郧公之女交媾于丘陵,生子子文,后为楚国令尹;又有楚成王与同父姐妹乱伦事;还有楚文王“得舟之姬淫,期年不听朝”,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逃离古庙,坐钟鼓之间”等,史不绝书
楚国的情爱之风宽松自由,还主要体现在男女之间不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私自缔结婚约,以及婚前自由的两性关系方面。《楚辞·离骚》:“解佩镶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朱熹《楚辞集注》曰:“成言,谓成其要约之言。”男女相悦,可以配饰或者香草作为信物,赠与对方,表明心迹,而不需要严格地遵循禀明父母、以媒人为中介而订立婚约。“云梦之会”是楚国青年男女自由结合幽会的场所,《墨子·明鬼》中有:“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的记载。甚至有学者认为,“云梦之会”是包括楚国在内的先秦时期许多地区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疏导民众的郁积之气,增殖人口”而组织的一种合乎法度的男女幽会结合“活动”[27]。
以是观之,宣太后生于楚国、嫁于秦国,秦楚两国在婚嫁、性爱方面的观念习俗必然对其产生影响:“楚人似乎没有一女不事二夫的贞节观念,男子再娶或女子再嫁,乃为正常之事。”[28]此外,宣太后有二弟,长弟魏冉为同母弟,幼弟芈戎为同父弟,清代学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曾说:“宣太后之母凡三适其夫矣……盖宣太后之母初适芈氏,生芈八子。改适魏氏,生魏冉。终又归芈氏,生芈戎。故异父弟居长,同父弟反居少也。”宣太后之母曾嫁与芈、魏两名男子并与二人各生一子,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妇女在婚姻方面的选择相当自由,并无后世所谓的“不事二夫”的“贞操”和“节烈”观念。
2.2.3 如何理解和评价宣太后的“非礼”行为与“淫乱”形象
据上文所述,宣太后的“非礼”行为与“淫乱”形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并未引起非议。随着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中,宗法、礼教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妇女“贞洁”观念的不断深入,其形象逐渐被视为“伤风败俗”和“秽乱宫闱”。
西周初年确立的宗法制度,确立了统治集团内部以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为标准来分配统治权益;则嫡长子继承制则解决了政治权益的继承问题。随着宗法制的确立,如何保证贵族内部血统的纯正性而不致使政治权益流于“外人”之手,成为统治者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提出对男女两性关系实行严格的规范,主要是要求女性“洁身自好”、恪守贞洁,这种制度所确立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了规范和制约作用。
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改易戎狄之教,使父子别居、男女有别,使中原地区的观念、风俗缓慢渗透到秦人生活中;随着秦国对山东六国兼并战争的进行,秦人在不断接受、融合中原风俗的过程中,终使秦国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秦国的另一位与宣太后经历相似、但结局却大相径庭的太后——秦始皇嬴政之母为例,即可窥见秦国风俗和女权的演变。秦始皇生母赵姬本为吕不韦姬妾,被吕不韦作为政治投机的筹码献于时为质子的秦庄襄王,生子赢政。庄襄王去世后,赢政即位,尊其母为太后,将政事悉委于文信侯吕不韦。其后“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又推荐嫪毐冒充宦者,以满足太后私欲。太后与嫪毐生有两子,封嫪毐为长信侯。嬴政成年之后,有人向嬴政告发嫪毐不是真正的宦者,嫪毐恐获罪,发动兵变,被嬴政镇压,夷其三族。太后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太后被废,迁于雍萯阳宫。从宣太后和秦始皇太后相似的“淫乱”行为,和秦昭王与秦始皇不同的处置态度可以看出:“在实现统一的前夜,秦国上层社会的礼俗因为面临与东方文化的正面碰撞而发生了变化。就性别关系而言,贵族女子恣情纵欲的自由受到压抑,贵族女子参与行政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这说明,随着秦国的发展壮大,东方社会的传统礼俗必然对秦俗产生影响,从而使得男性逐渐不再能容忍女性的冲犯,秦国女权明显衰落了。[29]可以想见,宣太后的“淫行秽语”,如果推后数十年至秦始皇的时代,很可能就不会见容于社会的道德舆论,此后被人视为“污鄙”、“淫亵”,也不难理解了。时殊事易、风俗变迁,同一人物的形象和评价出现歧异,正是不同的时代风尚、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交替作用之下的结果。
3.女主当国与外戚政治之滥觞
3.1 先秦时期的女性地位与女性参政
本节所述“女性”特指贵族女性。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的情况出现较早,先秦去古未远,母系氏族的遗风或多或少地存在在社会中,女子对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使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从商代直至周初,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都可以说是颇为显赫的。贵族女性的活动领域相对较广,她们参与祭祀、占卜活动,可任‘小臣’之类的要职,可率劲旅作战,在国家政治、军事领域也占据着一定的位置。”[30]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和杰出的女政治家。史载她不仅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朝廷祭祀活动。妇好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后人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31]
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仁智明德的女性,她们虽身居宫闱之中,却因丈夫是一国之君或是国之重臣,而得以与闻政事,并能在一定的时机内提出合理的看法和建议。西汉刘向作《列女传》,记载了上古至西汉一百多位具有聪明仁智、奇节异行的女性,如仁爱持家、视五继子如亲生的魏芒慈母,待罪责己、劝谏宣王的周王后姜氏,具有远见卓识的僖氏妻等:“她们既做母亲,又做妻子;她们兴国持家,是决定家庭稳定、君王奋发、国家昌盛的重要力量,她们不仅有智慧、才德,而且勇敢泼辣,爱恨分明,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将男人的光芒遮去了大半。”[32]
然而,此后史书文献中对于妇女参政就很少看到正面的记载和评价了,女性参政逐渐被视为“牝鸡司晨”的祸国殃民之举。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男子地位就开始逐渐凌驾于女子之上。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男子逐渐垄断了政治权益,女性被排除在合法参政团体之外,女主祸国、牝鸡司晨遂成为历代统治者极力阻止出现的政治乱象。“牝鸡司晨”之说源于《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姬发指责商纣王一味听信妲己谗言,胡乱施政,此为纣王亡国的根本。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意谓妇人夺取丈夫的政权,国家就会灭亡。此后周幽王因过分宠爱褒姒导致国破身死,史载“赫赫宗周,褒姒灭之”[33],“女祸”之说由此而起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家灭亡的责任从此被归于君主过分宠信女子和妇人干政龟龄酒。[34]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思想被进一步强化;[35]最终导致秦汉以降,妇女在政治领域中不再具有合法权威。
在男性史官学者书写的正史文献中,中国古代后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规劝君王勤政爱民、居安思危的的“贤后”、“淑妃”,如汉成帝班婕妤、唐太宗长孙皇后、明太祖马皇后等;另一类是因美色受宠、导致政权败亡的“妖女”、“嬖宠”,如导致夏、商、西周败亡的妹喜、妲己、褒姒等。[36]宣太后显然不在以上两类妇人之列。在中国历史中,第一个走向朝堂执掌国政的“女主”,当属宣太后。究其原因在于,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先秦时代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和行为规范,是以贵族女性在政治领域仍然表现得相当活跃。
周代宗法制建立以后,为了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诸侯之间开始频繁地进行联姻。史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者也。”[37]被嫁之女背负着政治使命远离父母之邦,嫁入他国,一方面以母国力量为依托,在所嫁之国稳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母国利益受到侵害时,被嫁女子又会为母国充当说客。[38]此外,《诗》云:“釐而女士,从以孙子。”[39]一个理想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须承担贤妻良母的角色。而一位良母则须担负起教育培养子孙的责任。因此先秦女性以母后身份干政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周武王曾经不无自豪地说:“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40]武王所谓的“乱臣十人”就包括其母文母在内丁字组词。史载文母“仁而明道”,生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41]定姜在卫定公死后,不满于嗣君卫献公的做法,遂将献公赶出国境,并不允许献公在祖宗面前诉说自己无罪被逐。[42]同样以母亲的身份驱逐作为国君的儿子的事情也发生在芮国:“芮伯万之母恶芮伯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43]到了战国中后期,母后更是直接走向前朝。除了宣太后之外,赵威后和齐君王后也是直接参与国家大事[44],甚至达到“独断专行”的程度[45]。
由此可见,先秦贵族女性干政的现象普遍存在,宣太后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只是宣太后干涉和参与最高决策的程度,其家族所形成的外戚集团对于秦国政局、乃至当时各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以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主”。宋人吕祖谦认为“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事,后世妇人预政始于此。”[46]如前所述,当时女性干预朝政并不始于宣太后,她们在政治上始终扮演着或轻或重的角色:或如妹喜、妲己、褒姒般以美色邀宠于君王,进而干涉政事;或如秦宣太后、汉吕后子少母壮,遂以母后之尊临朝听政。进至唐代武则天,甚至登基称帝、取而代之。吕祖谦的说法恰恰证明在传统史家学者眼中,宣太后的身份是一位女性执政者,她参与朝政的方式、以及对于秦国国政的影响程度,远远高出此前及同时代参与朝政的贵族女性。
3.2 宣太后与秦昭王执政时期的秦国政局
3.2.1 拥立昭王,稳定政局
公元前307 年,秦武王因举鼎折断胫骨而亡,他的两位弟弟为了争夺国王之位而刀兵相见。秦惠文王的王后,利用她在“名分”上的优势地位,与武王的王后联手,得到部分高官的支持,拥立公子壮继位。芈八子与同母弟魏冉,拥立自己的儿子公子稷。君位之争持续三年,最后以公子壮的失败、公子稷的胜利而告结束。公子稷即位,是为昭襄王,芈八子被尊为宣太后。历史总由胜利者主导而书写,在秦国史官笔下中,对于秦昭王和宣太后予以正面、肯定的记载。此后司马迁著《史记》,也应受到了秦国史书的影响[47]。
宣太后名位“八子”,在当时的嫔妃等级制度中地位偏低,其宫闱名分远比对手秦惠文王后要低。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宣太后要拥立自己的儿子为王,本不具备法理、传统和舆论的优势。有学者总结宣太后获胜的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得到了同母异父兄弟魏冉的大力支持;二是争取到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核心——秦惠文王之弟、秦武王之叔人物樗里子的合作与支持;三是得到了燕国和楚国的支持。[48]由此可见,昭襄王之所以能够度过夺取王位、稳定统治秩序的关键时期,正是得力于宣太后高明的政治智慧和运作手段。
3.2.2 秦国与义渠的关系
秦人崛起于西陲,长期与戎族杂居,早期秦人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投之于与戎族的战争之中,无力参与东方诸国事务。至西周末年,秦襄公在平王东迁时护送有功,而被封于周兴之地的岐西之地。但当时这一地区已被戎族占领,秦人得到的只是周王室的一纸册封的空文。襄公之子文公在与戎族战争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49]此后秦国得以从持续数百年与戎族之战中立稳脚跟,开始发展壮大。
春秋末年,秦穆公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秦国国力达到其历史上第一个高峰。然自穆公之后,秦国君位继承混乱,国家陷于内乱之中,“国家内忧,未惶外事”[50]。战国前期,穆公建立起来的霸业被子孙挥霍殆尽,秦国从晋人手中得来的作为“战略重点”的河西之地也被魏国占领。面对国家内忧外困的局面,秦孝公即位之后,励精图治,任用卫鞅变法,国力日盛,此成为秦国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自孝公至始皇帝,秦国“六世有胜”,以势不可挡之势吞二周、兼并六国,建立起一个“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过东海,北过大夏”的帝国。
从秦国历史的整体进程来看,秦昭王时期,是秦人的另一个转折点。在秦人向东扩展的过程里,处于后方的戎族始终是掣肘秦国的一股力量。“义渠”为“西戎八国”之一,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共公六年(前471)“义渠来赂”。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伐秦,侵之渭阳。”秦国与义渠之间,数百年间,在实力强弱与攻守关系之间反复较量。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秦惠文王派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义渠于此时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秦国受到义渠牵制,不便再与五国联军交战,遂同意媾和。直至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进攻,才再次战胜义渠。[51]
义渠之威胁,终于在昭王时期,由宣太后诱杀义渠王而得以彻底解除:“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52]秦灭义渠,占据了今陇东、陕北和宁夏大部,直接与草原上的胡族接壤。从此秦人得以全力投入到对山东六国的战争之中。
史书中对于宣太后与义渠王交往的细节阙载,在文艺作品中却对二人的“爱情故事”大书特书,甚至将宣太后于甘泉宫中诱杀义渠王一幕,描述得悲壮惨烈。在笔者看来,此类虚构无非是今人对历史作庸俗化解读的表现。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的关系,实质是秦国和义渠两个劲敌之间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之上的政治联盟,随着秦国实力的扩张,与义渠之间的冲突势必加剧,这一联盟势必是脆弱而短暂的。换言之,宣太后以自身色相和丰厚财物笼络、安抚义渠戎王,应是行缓兵之计、蓄势待发,最终一击成功,解除心腹之患。想来宣太后与义渠王生活二十余年,且育有二子,二人之间应是有感情的;然而,诚如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所言,宣太后能够纵私情而不避忌对方的异族身份,又能够断然以所谓“诈而杀”或说“诱杀”的方式即利用情感力量结束情爱对象的生命,以谋取军事胜利,“作为王族女子,其性格的奇悍令人惊异”。同时,也应注意到,宣太后最终解决“义渠之事”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妪,“注意这样的背景,或许可以较好地理解她的冷静、多谋与果决” [53]。
此外,笔者以为,宣太后在诱杀义渠王后,又有男宠魏丑夫,足见其对于义渠王并无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种深厚的“爱情”,更不可能象电视剧《芈月传》所表现得那样,在义渠王死后痛不欲生、万念俱灰。当然,笔者也不相信义渠戎王对于宣太后有着如剧中所说的那种痴情和忠诚,二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不过是两个政治领袖之间各取所需的利益联结而已。无论如何,宣太后在古稀之年,于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之间能够如此果断抉择,作为一名女性,其勇气、智计与魄力,不得不令人惊奇与敬佩。
3.2.3 秦国与六国的关系
秦昭王时期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阶段。此前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自孝公变法以来积累的强大国力,已足以支撑其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张。惠文王时秦军南据巴蜀、汉中之地,成为秦人军事扩张稳固的大后方。宣太后诱杀义渠王,西戎问题得以解决,秦国能够竭力向东而无后顾之忧。此时面对有“虎狼”之称的秦国,六国已无回天之力,秦遂成县天下而臣诸侯之功。是以荀子在秦昭王时入咸阳,观秦国之政,认为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54],并非虚言。荀子所谓的“数”,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之下,统治者的执政能力与国运密切相关。虽然史书中对宣太后参政的记载很少,但有理由相信,在相当长时间内,宣太后对于秦国的大政方针决策都有参与,甚至在某些重大事件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欣美
公元前287年,齐、赵、韩、魏、楚五国合纵攻秦,但未能成功,诸侯在
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停战。韩国公子成阳君主张亲秦,秦昭王想推荐他作韩、魏二国的丞相。成阳君曾经做过韩相,后又到齐国,在成皋停战时,他并不为韩、魏二国所接受。因此宣太后问昭王:“成阳君以王之故,穷而居于齐,今王见其达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穷而不收,达而报之,恐不为王用;且收成阳君,失韩、魏之道也。”[55]宣太后认为在成阳君处于困境之时秦国并未收用他,如今想要推荐他,并不会得到他的感激,却会让韩、魏与秦更加疏远,这样做于秦国并没有好处。宣太后的分析非常很透彻,纠正了昭王的错误,充分显示出她处理各国关系的娴熟手腕和远见卓识。
如前文所述,昭王七年(前300),面对韩使求援,宣太后以男女之事为喻,要求韩国给予秦国出兵之利,历来史家学者只以“污鄙”、“淫亵”论之,却未考虑当时的情境。楚国围攻雍氏,韩国请求秦国增援,楚为宣太后母国,长期与秦国联姻,是为政治、军事、外交上的长期盟友。但韩国与秦国地缘相邻,且为“三晋”之国中实力最弱者,因此依附强秦以求自保。在此之际,秦国既不愿贸然出兵伤及秦楚固有之联盟关系,又不愿断绝拒绝处于弱势的韩国之请求,因此宣太后在朝堂上以房事为喻答复韩国使者,实为回避矛盾、打破僵局的明智之言,实质是以直白坦率的方式提醒韩国使者:秦国不会轻易与楚国为敌,如果想要让秦国支持韩国,必须要让秦国得到比与楚国结盟更大的利益。果不其然,在如此庄重、严肃的外交场合,以太后之尊和女性的身份,说出此等惊世骇俗之语,韩使尚靳震惊惶恐、无言以对,只得写信向韩国报告,最后韩国使臣张翠通过秦国重臣甘茂出面游说秦昭王,秦国才终于出兵,楚兵乃退。可以想见,宣太后这番惊人言论传到各国,各国君臣都会明白秦国外交务实重利的趋向,笔者以为,此正是宣太后精于政治、外交的智慧体现。历来以“淫行亵语”视之者,显然失之简单、偏颇。
值得注意的是,宣太后的母国为楚国,其所依赖的外戚集团魏冉、芈戎、向寿等人均为楚人[56],但是在秦楚关系上,并未有意偏袒母国,而是以秦国利益为重。秦惠文王执政时期,用司马错之策攻蜀,并派遣张仪赴楚行反间计,诱使楚国绝齐。再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攻秦,使秦军在丹阳(指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得楚地汉中,从此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昭王即位之初,政权不稳,急须得到支持,宣太后遂决定与楚国联姻、结盟,史称“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自然会在秦国内乱之时支持昭王。昭王三年,“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秦人为酬谢楚王相助,将军事重地上庸城奉送给楚国。如此“交易”,对于此前惠文王时期在秦楚交锋中一直居于上风的秦国,显然是有损尊严,但却由此获得了强大的外援得以稳定政局。可以想见,此时秦国的决策者不可能是刚刚完成“冠礼”的昭王,而只能是宣太后。宣太后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于此可见一斑。
此后二十余年,秦国对楚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楚国国土大半沦陷、被迫迁都,在与秦国数百年的争霸战中彻底失败。以下是昭襄王在位期间的秦楚大事:
三年,秦昭襄王嬴稷与楚怀王熊槐在黄棘(河南南阳)结盟。秦割上庸(湖北十堰竹山)给楚国。
四年,齐、魏、韩三国因楚国原因与秦国结盟,背叛了合纵约定,联合攻楚。楚国派遣太子熊横到秦国作为人质,秦国发兵救楚,攻占魏国蒲阪(山西运城永济市西)、阳春(山西运城永济市西南)、封陵(山西运城芮城风陵渡)。秦国再攻打韩国,又攻占了武遂(山西运城垣曲)。
五年,秦昭襄王嬴稷、魏襄王魏嗣、韩太子韩婴,在临晋(陕西渭南大荔)会面。秦国把侵地蒲阪归还给魏国,抗秦合纵的盟约瓦解。楚太子熊横从秦国逃归楚国。
六年,秦、韩、魏、齐,四国联合攻打楚国,楚国在重丘(河南驻马店泌阳)大败,大将唐昧被杀。
七年,华阳君芈戎攻打楚国,斩首三万,诛杀楚国大将景缺,攻占襄城(河南许昌襄城)。
八年,秦昭襄王邀楚怀王在武关(陕西商州)会面结盟,途中劫持楚怀王至咸阳,强迫怀王割巫郡(重庆巫山)、黔中郡(湖南吉首)的地给秦国。楚怀王拒绝被拘,至死未能返回楚国。
九年,秦军出武关攻打楚国,斩首5万,攻占楚国十六座城。
十年,楚怀王从秦国的囚拘中逃走,投奔赵国,赵国不敢收容。复奔魏国的时候,秦兵追至魏国将其抓回。
二十八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攻占了鄢城(湖北襄樊宜城)、邓县(湖北襄樊)、西陵(湖北宜昌)。
二十九年,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攻占了郢都(湖北荆州江陵),烧楚先王坟墓,楚国迁都至陈丘(河南周口)。
由此可见,除了即位之初的刻意结好,在秦楚两国的外交、军事斗争中,秦国始终处于上风,而这一时期正是宣太后及楚系外戚集团执政之时。从秦国所获得的一系列胜利可见,宣太后在秦楚两国的关系中并未对母国有所偏私,此正是其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表现。
司马迁论述秦人一统天下的历史进程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缪(穆)、献、孝之後,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57]在秦国历史上,昭襄王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是以历史学家夏曾佑著《中国上古史纲》称:“秦之帝业,启之者孝公,成之者昭王,享之者始皇。”据统计,昭襄王在位56年,秦国共计发动对外战争20余次,其中对魏国15次,对韩国、赵国各8次,对楚国3次,将这四个强大的邻国军力基本消灭殆尽。其中伊阙之战(前293)斩杀韩魏联军24万,鄢郢之战(前279)消灭楚国军民数十万(因使水淹之计,民众死伤难以计数),华阳之战(前274)斩杀魏赵联军15万,长平之战(前260)坑杀40万赵军,至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周赧王降秦,东周王室濒临灭亡,秦之统一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铁血年代,秦人之所以能够六世有胜,一统天下,有赖于昭襄王时期的辉煌战果。这些功绩虽不能都归功于宣太后,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其在秦国政治、军事、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3.3宣太后时代秦国的外戚政治
3.3.1 秦国“四贵”
秦昭王即位之时年仅十七岁,只是名义上的国君,“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58],秦形成了君主、太后、外戚三方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这一局面持续了四十余年,至昭王晚年范雎入秦时,还曾对昭王说:“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59]。这说明在宣太后当政之后,围绕在她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力集团,包括其同母弟魏冉、同父弟芈戎、外族子弟向寿,以及其子泾阳君、高陵君等,是为“四贵”。
“四贵”之说最早应起源于范睢。史载范睢游说秦昭王,称宣太后主政,重用其弟魏冉、芈戎,使魏冉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其同母弟高陵君、泾阳君恃宠无畏,是故范睢将此四人称为“四贵”,称“四贵备而国不危者白色盲虾,未知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60]“四贵”之中,魏冉和芈戎在秦国都有封地,魏冉更数次出任秦相。向寿也身居高位,任秦相,掌军权——此三人便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外戚集团。如果说,女主执政自宣太后始,那么围绕着她形成的外戚集团也就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中上外戚政治的源头。
3.3.2 穰侯魏冉:秦国外戚集团的核心
史书对魏冉之外的三人记载相当简略,魏冉是宣太后主政期间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也是秦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国相。魏冉在惠文王和武王时就在秦国朝廷中任职,在此期间积累了一定的军功。秦武王与力士举鼎而亡,身后无子,国君之位的传承遇到问题。此时,“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61],魏冉凭借自己掌控的力量,联络燕、赵两国,拥立在燕国为质的外甥嬴稷回国继承君位。昭王即位以后,惠文王诸子不服,公子壮在惠文后的支持下,发动兵变,史称“季君之乱”,魏冉平定此乱,归武王后于魏国,杀作乱诸公子与惠文后。昭王七年,魏冉相秦,此后,魏冉凡四相(亦有五次相秦的说法)秦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始封于穰,后益封于陶,号穰侯。内总政事,外掌军权,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直到昭王四十二年,为昭王所逐,死于陶地。
秦国在武、昭之间,由于君位继承失序造成国家动乱。魏冉拥立其外甥昭王,原本出于私心,但就客观形势而言,他平定季君之乱,诛杀公子壮和惠文后,使秦国避免再次出现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因君主继位、权力交接不利出现的乱象,使得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四代建立起来的秦国基业得以延续下去,对此魏冉是有功于秦的。
在昭王执政的前42年里,魏冉数次出任秦相,在相位凡25年,于秦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时是秦国大举进攻六国、扩张领土、增强实力的关键时期,魏冉身为最高决策者之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魏冉以军功起家的,后来爵列侯官相国,在史书中仍可见其亲自领兵作战的记载:[62]
时间
军事活动
战争结果
秦昭王二十年
攻魏
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
秦昭王三十二年
将兵攻魏
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听须贾言,罢兵
秦昭王三十三年
与白起客卿胡阳攻赵、魏、韩
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
秦昭王三十六年
伐齐
取刚、寿二地
从史书所载魏冉亲自参与指挥的军事活动来看,其指挥能力应是很高的。秦国在这一时期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扩张战争,鲜有败绩,其中多有魏冉之功。因此司马迁称赞“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63];司马光亦认为“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64]。然而,穰侯的独断专权、“四贵”的骄奢淫逸,逐渐招致成年之后的昭王不满。史载秦昭王三十六年,范睢随秦使王稽羁旅入秦,辗转得见昭王,与昭王共谋国事,渐得昭王信任,乘机离间昭王与穰侯的关系。范睢初见昭王,赞扬秦国国土广大、兵强马壮,但是“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65],其咎在“穰侯为秦谋不忠”[66]。范睢指责穰侯“不忠”,是指此前不久魏冉率兵越韩、魏攻打齐国,取齐国的刚、寿两地。因两地与穰侯封邑陶相近,故人多称穰侯取刚、寿的动机在于“广其陶邑”。这是范睢在昭王面前对魏冉进行的第一次攻击,昭王显然相信了范睢的说辞,故派军相继伐魏、韩两国。
范睢对穰侯进行的第二次攻击,应是在昭王四十一年。此次范睢将矛头直指太后及包括穰侯在内的太后亲党。范睢在游说中把握昭王的心理,指责太后及“四贵”长期把持朝政,昭王虽有国君之名却无国君之实;又以淖齿杀齐湣王、李兑囚赵主父为例,指出大臣专权会给君主和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招致“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的危机[67]。范睢进言将利害推至昭王身后,终使昭王“闻之大俱”,“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收穰侯之印,使归陶。”[68]昭王废太后,将太后和穰侯所任用的重臣、勋亲悉数免官、驱逐,楚系外戚集团从此瓦解。[69]
分析范睢的说辞,穰侯之罪一在于“贵极富溢”,此说确有道理撒旦鸭嘴。《后汉书》称其“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70]宣太后、穰侯姐弟执政秦国四十余年,“权重”、“家富”,私室财产超过王室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并未发现其有“擅权误国”的明确罪证。从昭王雷厉风行的大规模废逐行动来看,其母、舅、弟并未有什么反抗举动,也未出现拥军反叛的动乱现象,可见范睢只闻秦“四贵”、“不闻其有王”的说法有危言耸听之嫌招才猫直聘。
穰侯的另一罪状在于战略失误。范睢为昭王所献“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历来被人视为是秦统一天下的致胜之策。诚然,从理论上和实践成果而言,范睢的提议都合乎情理,但笔者的问题在于:在范睢至秦之前,秦国采取的何种军事战略呢?如前所述,秦自立国至昭王时期,在稳定西部、全力东进之后,开始与韩、赵、魏三国长期争夺三晋地区,并与楚国争夺巴蜀、汉中地区。在昭王执政期间,秦军的主要进攻方向都集中在这四个邻国,而对较远的燕、齐等国采取结好之策,这不就是范睢所谓的“远交近攻”战略吗?魏冉攻齐国,取刚、寿两地,也不尽然是为了一己私利。魏冉攻齐时,秦国周边几个邻国都遭受秦军重创,以当时秦国大举扩张领土的气势来看,攻齐乃势在必行之事。穰侯的封地之一是陶地,陶在宋国境内,居于魏、齐之间。从军事上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地处中原腹地,进可攻齐,南可取楚,西向则可以与秦国对三晋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以陶为跳板,加强秦国在此地的势力,与秦国而言,有利而无害。因此,似乎不能将越魏取刚、寿的做法看作是一种战略上的失误。
由此可见,范睢对以魏冉为首的“四贵”的指控,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更不是出于为秦国谋利的公心,而是有着个人的目的。司马光一言道出范睢所说所为的本质:“虽其(穰侯)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搤其吭而夺之耳。”[71]范睢入秦之前,遭人诬陷,险死于齐,羁旅入秦,欲得富贵,则先除富贵之人。他准确把把到昭王即位之初,因为年龄尚小,委政于母亲和舅舅,但随着年龄增长,不愿再任人摆布,对于母、舅及楚系外戚集团的厌恶、怨恨心理日趋加深,于是摇唇鼓舌、煽风点火,终于促使昭王下决心清除楚系外戚势力。此后,昭王拜范睢为相,封应侯。从某种程度上说,魏冉成为了范睢平步青云道路上的助推器和牺牲品,因此魏公子信陵君批评昭王废母逐舅、驱除亲族的做法太过凉薄残忍,丝毫不念及母亲和舅父数十年培育之情、扶立之功、辅政之恩:“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72]苏辙《古史》亦云:“秦诛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对魏冉抱有一种同情之心,认为昭王以甥逐舅,是绝君臣之恩,无亲戚之义。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范睢对秦王的一番说辞,不仅仅为自己谋得了巨大的利益,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位专恣骄纵、擅权误国的国舅形象,穰侯也就成了后人眼中外戚专权执政的开端。后世正史中对于宣太后和穰侯的批评较早见于《后汉书·皇后纪》中。两汉多女主,吕后、邓后临朝称制,西汉时期田蚡、霍光、王莽专权擅行,东汉中后期政治更为混乱,宦官与外戚相互倾轧,交替执政,成为两汉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是以刘向作《洪范五行论》,班固编《汉书·五行志》,叙述女主临朝和外戚专权造成的“天灾人祸”。《后汉书》更是将两汉外戚政治的根源追溯到宣太后与魏冉时期,认为太后临朝、国舅擅权是秦国覆灭的原因之一。范晔有感于两朝史事,认为女主临朝,“定策帷栾,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贤明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73]。这些正史文献中的思想观念和叙事手法逐渐形成了传统男权社会中对于“女祸”、“外戚”的普遍认知。
此后后妃干政频现、外戚屡出,甚至出现了外戚易代登基(如隋代北周)、后妃改朝称帝(如武周代唐)的现象,使得历代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对此更加厌恶、防范。为了抨击当世,劝谏君王,范睢为昭王和世人塑造出的骄奢擅权的“国舅”和“四贵”形象正是最有力的例证,于是魏冉遂成为“罪恶的”外戚政治之源头。对此笔者以为,应予以公正、客观的分析和评价。魏冉于秦国有大功,其地位由杰出的才干和卓越的军功而来、并非只建立在血缘和亲贵的身份之上。然而,以魏冉为核心的“四贵”集团长期把持朝政,专权独断必不可免,其家族成员骄奢淫逸、不知收敛的情况也必定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成年之后的昭王渴望摆脱母亲和舅父的阴影、独立执政的愿望未能及时体察(或者说是贪恋权势不肯罢手),最终落得被罢免、驱逐、忧愤而亡,确实是咎由自取。平心而论,相较历代外戚恃宠生骄、骄奢专擅以致败名辱身、人亡族灭的诸多事例(如两汉吕、霍、王、窦诸外戚,以及唐代武、韦、杨诸外戚),昭襄王对于其舅父和弟弟们的处置尚称宽大,仅罢免官职、遣回封地,并且允许他们离京时携带所有私财。史载“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馀”,可见范睢对其富可敌国的指控并非虚言,是以《史记索隐》批评“穰侯智计,应变无方”,确有道理。
4.结语
宣太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以“奇悍”著称的贵族女性,她个性鲜明、感情强烈,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得自由开放、无所顾忌,为传统男权社会之道德礼教所不容;其所开启的女主专权和外戚政治的源头,在历代正史文献中更被视为“牝鸡司晨”的“女祸”。因此其形象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歪曲和贬抑,对其评价更以负面居多。对此笔者以为,宣太后生于战乱频仍之世,当秦国“主幼时艰”之际,依靠魏冉等楚系外戚集团,掌秦国军政四十余年,其杀伐果决、公私分明,富于政治智慧,长于外交谋略,彻底解决了威胁秦国数百年的义渠的后顾之忧,使这一时期成为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历史转折,是中国历史上有突出才能和功绩的女性政治家。
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女主临朝与外戚集团产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对于稳定政局、增强国力也有着一定积极、正面的作用,宣太后与楚系外戚集团之于秦国就是如此。因此历代统治者和知识阶层虽然对于女主和外戚这两个群体严防死守,然而历朝历代却都难以避免。然而,“合理”并不等于“合情”与“合法”,宣太后及其家族遭到其子昭襄王的厌弃和驱逐,宣太后和魏冉抑郁而终,“四贵”集团被彻底清除出秦国政局,正说明了王权与女主、外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血缘和亲情都无法调和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所见各类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并未能成功地塑造宣太后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的形象,而是以“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为名,讲述“一个女人的心灵成长史”,将宣太后塑造为层出不穷的“宫斗剧”中恣情纵欲、工于心计、善于利用男性上位的形象。这些作品大多热衷于渲染其与惠文王、义渠君和男宠魏丑夫之间的情欲细节,不厌其烦地叙述其在成长过程中,与后宫诸多妇人争宠夺位的“宫斗”故事,将其中的权谋私利、阴险诡诈、无情重利、违背人性等种种残酷、丑恶行径,合理化为个体生存的必要手段和实现秦国统一大业的“大义”之举,这显然是违背史实与人性的。
进一步思考,女主临朝和外戚政治仍是封建专制体制的产物,即使如宣太后、武则天等女性最终成为主宰者,这仍是“是男权基础上的权谋胜利,实现了男权与王权的合二为一,……她们其实已经成为男权与皇权的化身” [74],其本质目的仍是为一家一姓、或某一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无论女主和外戚拥有何等突出的才能和功绩,都无法避免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谋夺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使用阴谋诈术和暴力手段,更无法避免其掌权之后专擅独断、任人唯亲、诛杀异己、骄奢淫逸等现象。宣太后与魏冉,正是这样两个典型的例证。
综上所述,笔者无法认同当前文艺作品中过分美化宣太后形象、过度拔高其才能与贡献,刻意回避宣太后、魏冉等人的骄奢擅权隆昌公寓,以及昭襄王与楚系外戚集团的尖锐矛盾的做法。例如,电视剧《芈月传》导演认为“芈月的一生很励志,符合国情”,该剧要表现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的过程”,封建地主阶级“作为新兴的阶级,有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有人性美好光明的一面”,而芈月正是这一新兴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因此他声称“该剧想传达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是真正的正能量”。然而,以该剧上映后持续走低的收视率和学者、媒体与公众大量的批评来看,这一说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无助于今天的人们真实、准确地把握宣太后的生平史事与人物形象。笔者赞同有学者对于《芈月传》之类“宫斗剧”的分析和评价:即人性的复杂、政治的肮脏,决定了“斗”具有深厚的土壤,而现代价值观,就是避免类似“宫斗”的重要手段。平等、法治、自由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价值观的精髓,如果真正享有了这些东西,宫斗剧的风靡就失去了支撑。如果一个社会,大家纷纷抛弃这样的宫斗剧,那么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社会走在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上。在当代崇尚男女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我们不应过分拔高、美化女主专权和外戚政治,而是应进行更为深刻、理性的反思与批评,在此基础上,对于宣太后一生的功过,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1] 《史记·楚世家》称楚人先祖为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高阳生……,陆终生子六人,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另据《国语·郑语》:“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
[2]徐卫民:《历史上真实的芈月——秦宣太后》,《北京日报》2015年12月28日;孙家洲:《宣太后与秦昭王:在“秦统一进程”视角下的重新审视》,《文艺报》2016年2月3日。
[3]《史记集解》卷五。
[4]《左传·成公八年》载:“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5]《史记集解》卷五中引徐广的说法,认为惠文王之后、秦武王之母为楚女,吕祖谦在《大事记题解》中认为:“秦惠文王正后是为惠文后,实生武王。徐广以为楚女。今宣太后亦楚,同姓。其惠文后之妾媵与?”故芈八子可能是惠文后的陪媵。
[6]按,史载泾阳君和高陵君为昭王同母弟,有学者认定二人为宣太后与惠文王所生微邦,即昭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弟。但笔者对此问题存疑,理由如下:一,如果宣太后与惠文王共同生育了三个儿子,何以昭王赴燕国为质子时,宣太后要与之同行,而将两个年幼的儿子留在秦国?二,《史记·匈奴列传》载宣太后与义渠戎王亦育有二子,这两个儿子是否有封号和爵位?如果有,何以史书阙载?三,在“四贵”被驱逐、宣太后去世之后,高陵君死于去往封国的路途中,有学者认为系秦昭王所杀。足见昭王对其怨恨之深,很难相信二人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因此笔者以为泾阳君和高陵君应该就是宣太后与义渠王所生二子,即昭王同母异父的弟弟。二子以赢为姓,或许是掩人耳目(应是得到了秦昭王的许可),这说明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的关系在当时并未公开。此后二人均获得了封号和爵位,义渠王为宣太后所诱杀,二子未受牵连(想来应是支持其母与昭王)。
[7]陈景元:《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兵马俑跟秦始皇无关》,《今日科苑》2008年第19期。原建军:《兵马俑归属引发争议——兵马俑与秦始皇无关?》,《科技潮》2006年第4期。
[8]张占民、何欣云:《秦俑坑年代考辨——与陈景元同志商榷》,《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韩宏:《秦兵马俑坑不是“芈月”陪葬坑》,《文汇报》2016 年1月27日。
[9]张媛:《秦文化在现代景观中的运用研究——以宣太后遗址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史记·匈奴列传》
[11]《史记·匈奴列传》: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12]《战国策·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条鲍注。
[13]【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一《谈异二》
[14]《战国策·秦策二》
[15]王子今:《秦史的宣太后时代》,《光明日报》2016年1月20日。
[16]《史记·秦本纪》
[17]同上。
[18]《史记·秦本纪》
[19]同上。
[20]同上。
[21]《史记·商君列传》
[22]《汉书·贾谊传》
[23]《史记·楚世家》
[24]同上。
[25]《风俗通义·佚文·四夷》
[26]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47页。
[27]同上,第152页。
[28]蔡靖泉:《汉代的婚丧习俗与楚文化》,《江汉考古》,1999年第3期。
[29]王子今:《秦国女权的演变——从秦国两位太后说起》,《光明日报》2002年8月20日。
[30]黄明珍:《秦汉妇女生活与社会地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31]台湾学者严一萍称妇好“外者为王前趋,扫除不庭,内者赞襄王事,昕夕从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妇好俱得参与。其时女权之高,为我国历史上所仅有”。严一萍:《殷商史记》,台湾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1645页。
[32]鲁小娜:《商代女杰妇好与女性对抗意识》,《语言教学通讯》2013年第7期。
[33]《诗经·小雅·正月》。
[34]耿超:《“女祸论”源流考》,《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1年4月7日。
[35]如《谷梁传·僖公九年》载“葵丘之盟”的内容曰“毋雍泉,毋讫籴,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又,《管子·君臣上》:“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又,《韩非子·亡徵》: “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
[36]《国语·晋语》载晋人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37]《列女传》卷三“许穆夫人”。
[38]史载齐桓公有妾卫姬,系卫侯之女,桓公会盟诸侯时,卫侯不至,桓公就与管仲谋划,攻打卫国。卫姬听说后,“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於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次日临朝,管仲见桓公已无伐国之志。桓公旦夕之间而易攻伐之大事,可见卫姬在此事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又,秦晋两国交战,秦生擒晋君夷吾。夷吾之姊为穆公夫人,“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穆姬为母弟求情,甚至不惜以死相逼,终使穆公厚归晋君,说明在秦国送归晋君的过程中,穆姬所起的作用。
[39]《诗经·大雅·既醉》
[40]《尚书·泰誓中》
[41]《列女传》卷一“周室三母”。
[42]《列女传》卷一“卫姑定姜”。
[43]《左传·桓公三年》
[44]齐君王后为齐襄王之妻、齐王建之生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45]赵威后为赵惠文王之妻、孝成王生母。《战国策·齐策》曰: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招行出行易,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战国策》另有《触龙说赵太后》一篇,显示出赵太后的威权之重。
[46]【宋】吕祖谦:《大事记题解》卷四“秦立芈八子为太后听政”条。
[47]据《史记》所载,秦国史书《秦记》是历代秦国史官编撰,起于非子接受周王室册封,终于子婴车裂赵高。该书是司马迁推定先秦年代、编排先秦历史年表的主要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等篇章,也是司马迁以《秦记》为基础,再补入其它材料编撰而成。《史记》以后的正史对《秦记》一书不再著录,该书约是传到西汉后期就散佚了。
[48]按,公子稷本是在燕国做质子的,在秦武王突然逝世的背景之下,燕国君臣决定护送秦的质子公子稷返秦为君。当时在位的燕昭王奋发图强,致力于发展与秦国的关系。燕昭王本人也有在外国做质子的经历,当年的燕国发生内乱,面临强齐入侵的危急时刻,是赵武灵王出兵护送在韩国为质的燕公子职(即燕昭王)返国为君,燕国由此才得以复国。此外,燕秦还是联姻的盟国,因此燕昭王不论是出于曾经同为质子的身世之感,还是出于对外结盟的国家利益考虑,都会选择支持公子稷返国谋取君位。此种支持对于在内争漩涡中的宣太后母子,正是可以借用的外部资源。详见孙家洲:《宣太后与秦昭王:在“秦统一进程”视角下的重新审视》,《文艺报》2016 年2月3日。
[49]《史记·秦本纪》。
[50]《史记·秦本纪》。
[51]《后汉书·西羌传》: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
[52]《后汉书·西羌传》。
[53]《史记·六国年表》载宣太后嫁入楚国的年代应为秦惠文王四年(前334),而“诱杀义渠王”却是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前后相距有62年之久。王子今:《秦史的宣太后时代》,《光明日报》2016年1月20日。
[54]《荀子·强国》
[55]《战国策·秦策三》“五国罢成皋”条。
[56]有学者认为当时秦国朝局存在着以宣太后、穰侯为核心的楚系外戚集团。详见张堪辰:《秦昭襄王继位与秦国外戚之争》,《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58]《史记·穰侯列传》。
[59]《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60] 同上。
[61]《史记·穰侯列传》
[62]此表依据《战国策》和《史记》制成窈窕家丁。
[63]同上。
[64]《资治通鉴·周纪五》
[65]《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66]同上。
[67]《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68]同上。
[69]《史记·穰侯列传》。
[70]《后汉书·皇后纪上》
[71]《资治通鉴·周纪五》
[72]《史记?魏世家》。
[73]《后汉书·皇后纪上》
[74]贾梦雨:《宫斗剧的文化困境与价值迷失》,《传媒观察》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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